可能在不知情的状况下，你已经看见过以 Linder Sterling 为灵感而创作出来的作品。提示：Lady Gaga 那条由新鲜牛肉做成的裙子（Linder 曾经在 1982 年在曼彻斯特的 Hacienda 跟她的后朋克乐队 Ludus 同台表演时穿过）。Linder 是曼彻斯特朋克和后朋克圈子经久不衰的成功代表，创作了一些那个时代的经典图像作品：后朋克乐队 Buzzcocks 的单曲《Orgasm Addict》封面上，那个裸女人像的头部被换成了一个家用熨斗；还有一名裸体女性骑在口红上，头部拼接的是卡式磁带（裸女的确是 Linder 反复用到的意象，她常爱在《花花公子》上搜罗素材）。玩腻了这样的“照片蒙太奇”以后，Linder 开始转向表演艺术，将电影、毛毯、印刷品、现代舞、摄影通通混搭起来，神秘、神性、游离众人外、狂喜状态都是她随手拈来的意象。Linder 最新的作品是一支芭蕾舞，名为《拥有预言之污痕的孩童》（Children of the Mantic Stain），其中七名舞者都穿着 Christopher Shannon 的运动装，而第八名则裹着大大的毛毯，Linder 从一名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作品中得到灵感，借这支舞探索女性特征的表达。
Linder 你好！你提到想把香水元素融入你的芭蕾舞《拥有预言之污痕的孩童》，让那块毛毯浸满香水。这个想法来自哪里？香水能够如何让表演、让观众体验更丰富？
在这支芭蕾舞里，那张手工毛毯的角色不仅是舞者的“软”舞台，还能够随着舞者的跳动而舒展变化。“预言” 意味着 “神谕的、先知的”，我想为这支舞创造一种预言式的香水，用嗅觉再现预言家的水晶球，从中一窥过去和未来。芭蕾是非常私密的形式，而且舞者和“预言毛毯”一直离观众只有咫尺之遥。这意味着，若毛毯带上香味，舞者和观众都能吸入那种幻觉般的气味，这将会跟他们习惯的二十一世纪的商业香氛味截然不同。
全新的地毯会不会本身就有很强烈的味道？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对，新地毯本身的味道就很重。我想把羊毛的自然气味作为香味的基调，在前调加入花香，会用羊群在放牧时可能经过的花草。然后我想打破这种自然的方程式，再加入一些青春期的男孩们爱用的合成身体喷雾的味道，仿佛让你联想到夜深人静的晚上，这张毛毯之上发生过一些意料之外的事。
香水，似乎是一种被很多艺术家忽略了的媒介。你同意这种说法吗？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想想我们生下来就拥有的五种感官：味觉、视觉、嗅觉、触觉和听觉，要是说我们的社会文化总是优先考虑视觉享受，忽略了耳朵、鼻子、舌头和皮肤，我觉得这种说法没错。我们总受视觉图像的轰炸，所以心血来潮的时候，我会尝试扭转这种感官上的等级制度，去倾听这个世界、吸入各种香气。最近有研究指出，我们人类有能力分辨出十亿多种嗅觉刺激，这很了不得。科学家和艺术家都在用非常创新的方式做着香水的实验。荷兰的 CDM Concept 推出了 Famous Deaths 系列，把戴安娜王妃、肯尼迪、卡扎菲、Whitney Houston 作为灵感，新创了四种香水：你躺在一个密闭的银色金属盒里，伴随着音乐，用鼻子吸入、用嗅觉感受这些名人生命中的最后时刻。这太有才了。
我一直非常仰慕你的照片蒙太奇作品——这种静态的创作过程是如何过渡到动态的超现实舞蹈表演艺术的？
照片蒙太奇的创作过程是很孤独的。我花了太多时间阅读上世纪纸媒的内容，只为了寻找我想要的图像。有时可能看了整整一天，我也只能找到一张 1968 年《花花公子》里的照片，值得让我剪下来、重新组合创作。将来有一天我也会用这种方式尝试创造香水，香味的基调会是一种非它不可的感觉。随着我看到越来越多男人女人的照片——有的还在世，有的大概已经逝去——我就忍不住想象，他们在镜头前和镜头外都会做些什么。正是这种好奇心让我想探索表演，让照片里的角色走出静止的页面，走进我的想象——我会想象他们的对话、怎么跟彼此共舞。最后，我终于想好一个情节，然后发现其他情节也自然而然地具有了血肉。我在一个落满灰尘、分分钟会有真菌污染发霉的档案室里足足呆了一年，后来才有了《拥有预言之污痕的孩童》，但每一秒都是值得的，我只是很庆幸我的肺熬过来了。
你最近的作品里有很多神秘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色彩，这种兴趣从何而来？
这支芭蕾的名字《拥有预言之伤痕的孩子》，来自超现实主义艺术家 Ithell Colquhoun 在 1952 年写的一篇文章。她在文章里呼吁自然派艺术，她的作品跟超现实主义的传统密切相关，融合了恰到好处的魔法和神秘主义色彩。Colquhoun 对颜料、对预言做的实验让我大受启发，而我最近也开始试验各种颜料，爱上了这种纯粹的感官享受。这跟以前的照片蒙太奇截然不同，自然派艺术需要完全摒弃“控制”的想法，而以前我得控制一切。同时我一直都对女性的神秘主义很有兴趣，尤其是看她们如何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化为图像或声像，比如十二世纪德国的神学家兼作曲家 Hildegard of Bingen 写的圣歌和英国艺术家 Georgiana Houghton 的“鬼魂画作”（译者注：Georgiana Houghton 声称自己的双手受到鬼魂的指引）。我感兴趣的是那些能够体验日常以外的视觉和听觉，能够跳出当下话语的男性和女性。我认为我们都有能力感受乌托邦，并且跟志同道合者一起努力创造乌托邦。
你如何把这些想法融入到你的作品？
我“劫持”了我们日常世界中的反乌托邦意象，将其带到寻常不会出现的领域。无论照片的卖点是性还是洗发水，归根结底还是跟欲望和利益相干。我用的照片都是在书和杂志里找的，从来不用网上的资源。我喜欢用纸创作，也喜欢半色调印刷的种种限制。照片蒙太奇仿佛让我成了科幻小说家之母 Mary Shelley 笔下的怪物主人公 Frankenstein，创造冥界里游荡的纸怪物，而芭蕾和表演则让我把生命和死亡更具象化，用新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
你会不会觉得，从视觉角度来说，现在不如以前那样充满刺激了？
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充满了视觉和听觉的意象，每每走在那些品牌林立的大街上，嗅觉神经就会累到瘫痪。有时我觉得这样的刺激太多了，得逃离一下，看看云彩，重启一下自己的大脑。我们现在可以毫无限制地接触网上的图像，我不知道这种算不算视觉神经的暴饮暴食，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该吐出一些并不想要的内容？或许，让那些图像永远沉进大脑的潜意识？几十年后，我们会不会才开始处理现在看到的一切，然后开始做可怕的恶梦？我们需要研究一个新的过程，就像心理上的除污剂——不过，也许瑜伽就可以。
你觉得现在的人们还有没有机会，比如说在 Instagram 上反抗？或者说，你是否觉得现现在人们都渴望被认同、被赞、被肯定，面对这种“赞同”文化，我们是不是处在进退两难的位置？
1978年，我跟英国作者 Jon Savage 一起出版了《秘密的公众》（The Secret Public），这是歌颂 “秘密” 之美德的一篇颂诗。现在，我们对隐私、对秘密似乎有了两种看法。一方面，我们希望告诉世界我们早饭吃了什么、我们买了健康的奇亚籽，把一切通过 Instagram 公之于众。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辞辛劳地遮掩自己，那个用滤镜也无法掩饰的真正自我。科学家已经证明，大脑的奖赏中枢会因为每一个我们收到的每一个赞而激活，但我知道，如果一个十七岁的年轻人在 Instagram 上有一万粉丝，但社交生活为零，那会产生严重的社会焦虑。我们也知道，巴基斯坦的网红 Qandeel Baloch 因为在社交媒体上的公开言论而遭遇谋杀。然而我们不知道的是，这样的事会对其她巴基斯坦的女性产生怎样的影响。反抗有很多形式，节制社交媒体的使用或许是其中之一，但这样的事可能会启发并开启其它抗议的“空间”，从而产生更大的效果。
大家都知道你是“肉裙”的始祖——看到 Lady Gaga 没有承认受你的影响，你会生气么？
无论什么时候在创作，我都会想起两个人，一个是我脑海中来自 Hull 的神秘少年，一个是加州 Pacoima 的六十岁老奶奶。我总希望他们也能看到我的作品，希望我的作品能反过来在他们心里埋下思考的种子，帮助他们以全新的、创想的方式察看身边的世界、当下的文化。我尝试用纸来做一条路径，让所有16岁或60岁的读者能够重走我的轨迹，幸运的话甚至能够找到他们自己人生旅程的转折点。我感到失望的是历史上男性艺术家一直强化的一种说法，即是艺术家灵感的形成完全不受其他人的影响。Lady Gaga 其实得到很多艺术家的启发，而她的不承认其实对艺术家来说不算什么，因为我们早就习惯了。相对来说，更让人烦心的事情是，Hull 的少年只能看到名人的光环，却得不到任何实在的收获；Pacoima 的老奶奶则会留下疑惑，为什么好端端一个女人会穿上一条由肉做成的裙子？窃取想法可以让你登上头条，还几乎能够避开所有关于肉类工业、关于女性身体的商品化等等争议。这样多轻松啊，你说是不是。
你自己还有好奇心么？
当然！我妈妈曾经警告我，好奇心害死猫，所以我觉得有一天总要为自己的好奇心付出代价，但很庆幸，我到现在也还好好的。我总是对现状非常好奇，尤其是在我十六岁左右，开始体验更广阔世界的时候。幸运的是，我在对的时间找到了对的书，第二波女权主义的作者们给我上了一堂差不多类似“人生旅游指南”的课，教会我世界是如何构成的，大大地满足了我的好奇心。她们也提倡一种求索的人生，我跟我的乐队 Ludus 在 1981 年也这样唱，“我是那个问问题的人，我是那个不安分的人。”我现在也依然好奇，依然在寻找正确的答案。
Vous avez encore l’impression d’être une punk ?
En fait, même à l’époque du punk, je n’avais pas vraiment l’impression d’en être une. Et personne de mon entourage ne se considérait comme tel. Ce mot, c’est un américanisme, non ? À mon avis il n’y a que Jon Savage qui soit capable d’en retracer l’étymologie et de comprendre pourquoi on a donné ce nom à des gamins qui portaient trop d’eye-liner, des pins à gogo et des robes en sacs-poubelles. On devrait peut-être considérer ‘punk’ comme un verbe et non plus comme un nom, à l’heure actuelle. Qu’est-ce que vous en pensez ?
Vous croyez qu’on peut encore être punk en 2016 ?
Non, c’est tout à fait impossible. Le punk a fait son temps, il est né dans une culture bien différente de la nôtre aujourd’hui. Si on se penche sur les photos du punk en 1976, on voit bien que c’est la société anglaise de l’époque qui a fait naitre cette révolte. Le punk était indissociable d’une nouvelle ère en révolte contre ses pairs, contre l’ancien monde, contre les vieux et les traditions. Mais attention à ce que vous me demandez – aujourd’hui, nous vivons dans une culture de l'instant et seule la nouveauté prime. La culture existe désormais à l’état gazeux, comme un parfum dont on s’asperge le matin. En guise de conclusion, je citerais les mots de CMD Concept, « L’odeur est une machine à remonter le temps qui fait des allers-retours entre passé et futur. » Et je me ferais une joie de prendre place dans cette navette spatia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