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起, Gillian Wearing 的大型展览《Behind the Mask, Another Mask》(面具背后，另一张面具) 在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英国国家肖像画廊)展出，其中也包括了法国超现实主义艺术家 Claude Cahun 的作品｡ Gillian Wearing 是一位技艺娴熟的英国概念艺术家，她在英国年轻艺术家开始崛起时期已经业已成名。她的摄影作品探索了私人和公共､匿名和身份之间的微妙差别及复杂性｡ 而 Claude Cahun 作为少数为人所知的法国超现实主义女性艺术家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崭露头角。她杰出的摄影作品表现了身份和性别间暧昧性。与之相似的 Gillian Wearing，则运用个人肖像和行为艺术，并加入变装和角色互换的方式。
Hi Gillian，想先跟你聊聊你在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的展览，这一次你的作品和 Claude Cahun 的作品展开对话。你在2012年的作品《Me as Cahun Holding a Mask of My Face》(我扮演的 Cahun 拿着我的脸的面具) ，重构了她在1927年创作的作品《I am in training don’t kiss me》(我在锻炼不要吻我)｡ 你可以谈谈 Claude Cahun 跟你个人和你的创作艺术之间的联系吗？是什么使你特别选择这件作品呢？
Claude Cahun 在这张照片中诠释了男性和女性的双重身份 —— 女性化的脸､弓形嘴唇和脸颊上的爱心，以及举重的服装和杠铃。但在《Me as Cahun Holding a Mask of My Face》里，我把杠铃去掉了，换上我自己的脸的面具，面具上没有头发、眼睛和睫毛，看起来和男性无异｡通过与 Claude Cahun 建立对话 —— 这是我向一个在20世纪早期生活和工作的人，一位可能一生都没有得到赏识的艺术家致敬的方式 —— 有着重要的意义。Claude Cahun 活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在那时同性恋、跨性别议题等被严重禁止，所以她的摄影作品是不允许公开的。她只展出过一件作品，其余都藏在盒子里。直到摄影师 Marcel Moore (她的伴侣)去世之后才被发现。令人遗憾的是，她前卫的创作思维，被由男性主宰的时代背景所隐藏。她对性别中立的观念，远远比当下的人更进步，而且在她去世数十年后亦是如此｡
你提到你使用了你自己的脸作为面具，我对这很感兴趣。它和包括变装、行为艺术概念所代表的性别、性取向向和角色扮演问题有关吗？你可以说说制作这些面具的操作过程，和它们的象征意义吗?
这个系列里的所有面具都是根据我的脸来雕刻的。这是一次相当艰巨的工作，花费好几个月才完成。雕刻之后再把雕塑模件做成硅胶，再加上眉毛､发际线，还有假发。我戴上面具的时候完全就像变身一样，因为它实在太逼真。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认知是有限的，一个实质的面具让你“脱离”这些界限｡ 它也允许了某种程度上的表演性 —— 我们都是“演员”，但我们日常的“表演”往往是例行公事，更像是一种无意识的脚本 ——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当我带上面具的一瞬间，我放佛打破了对自己的限制。当我在画廊观察这些作品的时候(几周、几个月或几年以后)，我感觉我已经离那张“面具”很远了，但我还是有多多少少的敬畏之心，因为我总觉得它比我更强大｡
我常常感到困惑，当人们在抱怨有“积极意义”的偏见时，不知道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形成固有偏见，从而阻止了更平等的观念出现。
面具也可以作为一种伪装的手段，用来隐藏和保护身份，这也是你所探索的事物之一对吗？
是的，从1994年我的自白系列开始，我希望人们不必暴露身份，也能直言不讳。当我开始拍摄的时候,我很快意识到，面具给了他们自信，甚至有些人对他们的面具非常着迷，有些人甚至想把面具带回家｡对我来说，他们的故事都转移到这些面具上。有一个人，在年轻时杀了一个陌生人。他无法向任何认识的人诉说他的恐惧。那些人余生都用“罪犯假释”的状态生活，甚至如果他们向心理治疗师谈起这些事，他们可能会被送回监狱。所以戴上面具，让他们能去诉说，给了他们一个喘息的机会｡
你的“Family Portrait”系列也用到了面具，你出现在你虚构的家庭成员当中 —— 用女权主义艺术理论来定义家庭影集和摄影之间的关系｡我很好奇你和女权主义艺术发展轨迹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像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这样的机构，对于性别议题的主张是显而易见的 —— 到处是具有男性威严的肖像，而女性则出现在男性视角的镜头下｡
从历史角度来看，“女性”常常出现在博物馆的墙上，但如同 Guerrilla Girls (游击女孩,女性艺术家组织)所指出的 —— 大都是男性所创作的裸体绘画 —— 这样的趋势随着时代的进步，必然在往正确的方向发展的，虽然很慢，但不可否认，正在发生着改变。我从90年代开始做展览，我觉得我们这代人比上一代的人拥有更多的机会。我感受到平等，但当你对比群展和个展的时候，显然还是男性艺术家占优势。这不能把问题归咎于女性的缺席，而更多的是因为内在的文化偏见。我常常感到困惑，当人们在抱怨有“积极意义”的偏见时，不知道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形成固有偏见，从而阻止了更平等的观念出现。
除了拍摄别人，你自己也以多种不同方式出现在你自己的作品中，比如你会以17岁或70岁的样子出现。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应该是你在1988年至2005年间的“宝丽来照片”系列。你能谈谈关于创作你自己的肖像吗？
在我17岁的时，我的身体对我来说就是我的一切。那时我喜欢 punk，是一个“新潮浪漫主义者”。我和朋友们给我们自己拍照，假装是为杂志摆造型，或者是假装我们开幕式上被拍。那是活脱脱的少女时代的白日梦。直到我进入艺术学校，我才把创作重心转移到艺术上，而不是专注于衣服和外貌上。我会很随意的穿着沾满油漆的粗蓝布工装出门，虽然那看起来真的很糟糕。后来，我开始把“自己”当成研究对象。从画自己到在自己身上画画。那些宝丽来照片是我十几岁时拍的照片和之后的艺术创作混合在一起的，尽管那时候我并没有把早期的一些创作当作“艺术”。大部分照片都体现了我的“自我意识”，但我并没把它们打算公之于众，我会在内心跟它们对话｡当我老去时，我只会从镜子里看到我容颜上的变化，但也让我真正地透过镜子，看到更真实的，本质上的变化｡
你的许多作品都被视为当下社交网络上自我膨胀趋势的预示。你认为在如今这个“自拍”时代，人们对“肖像”的定义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让我出乎意料的是，我在80年代给自己拍的那些照片，会和这个数字时代的照片类似。从2000年初，我才开始意识到，人们用手机自拍，然后上传在 MySpace 这样的网站，这跟我在30年前的行为很像 —— 你可以借助某些辅助，让你为自己创造的“身份” —— 看起来像是与生俱来的。结合当下的趋势,例如恶搞表情包的流行，然后让你的这些行为看似正常化。不断的检视我们自身，这也是获得人生经验中途径之一。还有记录和去生活也是另一种途径。